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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1 June

    对使用原子弹轰炸日本最好的说明,

    赞!老美的说理逻辑清晰论证翔实写作水平一流可以作为范文加入中学生课本
     
     
     
    对使用原子弹轰炸日本最好的说明
    2007-05-29 17:58: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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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广岛期间,看着长长的原子弹爆炸死者名单,看着因此而殉难的儿童雕像,听着不断的对于原子惨祸的控诉,很容易产生一种看法,那就是用原子弹轰炸广岛,是人类历史上令人羞耻的一页。在这一事件中,日本是战争的受害者,是呼唤和平的正义代表。

    八一五,这个日本“无条件投降”的日子,变成了中性的“终战纪念日”,东条英机,松井石根,都成了充满“自尊”的“神”,南京大屠杀和巴丹死亡行军被怀疑为夸大和谎言。今天的日本年轻人,已经无法说清第二次世界大战究竟因为什么而爆发,又是怎样而结束。而广岛,更让日本名正言顺地宣泄出自己的“悲情” – 全世界人民都反对原子弹,被原子弹轰炸的日本,自然是一个极大的受害者了。

    这种观点不但在日本存在,而且在美国,在世界各地都有很多人在计算广岛的轰炸中有多少平民死亡,在谴责使用这种兵器的残忍。

    就是这种情况下,美国空军退役军官,对广岛进行原子弹轰炸的领航员查尔斯.斯文尼,于1995年5月11日a昂然走进美国国会,发表了下面的证词,用一个即将走进历史的老兵的话语,重新翻开了这段尘封的时代。

    很少全文引用他人的文章。但是,查尔斯.斯文尼的这段演讲,我最终决定将其一字不易地放了上来。

    这是我所看到,对盟军使用原子弹轰炸日本最好的说明

    查尔斯的演讲干脆斩截,朴实无华。但清晰的逻辑,朴素的事实,使他的演讲胜过了滔滔雄辩而如同拉什摩尔山般坚不可摧。他的演讲正如他的身份,让我们仿佛看到一个身穿旧卡其布军服,手持步枪,老练而坚定地走过一片地雷原的老兵。字里行间,渗透出的是一名出生入死的老军人,对身负正义而战的自豪,和对军人荣誉的捍卫。所以,简洁的文字,却胜过千般无病呻吟的感叹。

    这使我无法删改他文中的一字,即便他的一些观点带有鲜明的美国特色而与我们不同。

    另一个我们需要感谢的,是这段文字的中文翻译者。我无从知道他的名字,但是他的翻译准确地传达了查尔斯演讲中的铿锵,这段英文的演讲经过他的手变成中文,依然原汁原味,充满了金石之声。

    因为这个原因,我们才能够真切地领受这段演讲令人震撼的魅力。


    引 用 美国退役空军少将查尔斯.斯文尼1995年5月11日在美国国会发表的演讲全文:
    我是美国退役空军少将查尔斯.斯文尼。我是唯一一位参加了两次对日本原子轰炸的飞行员。在对广岛的轰炸中,担任驾驶员蒂贝茨上校的右座领航员,在对长崎的轰炸中,任编队指挥员。
      作为唯一一个参与两次对日本原子轰炸的飞行员,我将陈述本人亲身经历的往事。我要强调指出,我所陈述的都是无可争辩的事实,而有些人就是无视这些明显的事实,因为这些事实与他们头脑中的偏见不符。
      此刻,作为经历了那段历史的人们,我要陈述我的思考、观察和结论。我相信杜鲁门总统作出的对日本使用原子弹的决定不仅符合当时的情况,而且具有压倒其他可能选择的道义上的必要性。象我们这一代绝大多数人一样,我最不希望发生的一件事就是战争。我们作为一个民族不是骑士,我们不渴望那种辉煌。当我国正在大萧条中挣扎时,日本开始了对邻国的征服--搞什么“大东亚共荣圈”。法西斯总是打着漂亮的旗帜去掩饰最卑鄙的阴谋。
      这种“共荣”是通过对中国进行残酷的总体站进行的。日本作为一个国家,认为自己命中注定要统治亚洲,并由此据有亚洲的自然资源和广袤土地。未有丝毫的怜悯和犹豫,日本屠杀无辜的男人、女人和孩子。在惨绝人寰的南京大屠杀中,30万手无寸铁的平民被屠杀。这是犯罪。
      这是事实日本认为美国是阻止其实现在亚洲的“神授”命运的唯一障碍。于是日本对驻扎于珍珠港的美国海军太平洋舰队进行了精心策划的偷袭。偷袭时间定于一个星期天的早晨,因为此时行动可以最大限度地摧毁舰队实力、消灭人员,给予美国海军以致命的打击。
      数千名美国水兵的生命湮灭于仍然沉睡在珍珠港湾底的美海军亚利桑那号军舰里。其中的许多士兵甚至不清楚为什么受到突然袭击。战争就这样强加在美国的头上。
      科雷希多的陷落及随后对盟军战俘的屠杀,驱散了对日军兽性的最后一丝怀疑。即使是在战时,日军的残暴也是令人发指的。巴甘省的死亡进军充满恐怖。
      日本人认为投降是对自身、对家庭、对祖国、对天皇的污辱。他们对自身和对敌人都不手软。7000名美军和菲律宾战俘惨遭殴打、枪杀、被刺刀捅死,或惨死于疾病和讥饿。
      这都是事实随着美国在广阔的太平洋向日本缓慢、艰苦、一步一流血地进军,日本显示出自己是冷酷无情、桀骜不逊的杀人机器。无论战事是多么令人绝望,无论机会是多么渺茫,无论结果是多么确定,日本人都战至最后一人。为了取得可能大的光荣,日军全力以赴去杀死尽可能多的美国人。
      美军开进的距日本本土越近,日本人的行为就变得越疯狂。
      塞班岛:美军阵亡3000人,其中在最后几小时就死了1500人。
      硫黄岛:美军阵亡6000人,伤21000人。
      冲绳岛:美军阵亡12000人,伤38000人。
      这是沉重的事实,凯米卡兹--即“神风敢死队”,驾驶装载炸弹的飞机撞击美国军舰。
      队员认为这是天上人间至高的光荣,是向神之境界的升华。在冲绳海域,神风敢死队的自杀性攻击要了5000名美国海军军人的命。

        日本用言语和行动表明,只要第一个美国人蹋上日本本土,他们就处决所有的盟军战俘。日本为大屠杀作准备,强迫盟军战俘为自己挖掘坟墓。即使在投降后,他们仍然处决了一些战俘。
      这是事实
      《波茨坦公告》要求日本无条件投降。日本人认为这是荒唐可笑而不屑考虑的。我们从截获的密码得知,日本打算拖延时间,争取以可接受的条件经谈判投降。
      在8月6日之前的几个月里,美国飞机开始轰炸日本本土。一个个日本城市化为火海,成千上万的日本人死去。但日军发誓决不投降。他们准备牺牲自己的人民,以换取他们所理解的光荣和荣誉--不管死多少人。
      他们拒绝救助平民,尽管我们的飞行员事先已就可能来临的空袭投撒了传单。
      在一次为期10天的轰炸行动中,东京、名古屋、神户、大阪的许多地方化为灰烬。
      这是事实
      即使在用原子弹轰炸了广岛之后,日本军部仍然认为美国只有一枚炸弹,日本可以继续坚持。在8月6日之后,他们有3天的时间用于投降,但他们不。只有在长崎受到原子轰炸后,日本天皇才最后宣布投降。即使在这种情况下,军方仍声称他们可以而且应该继续战斗。一个陆军军官团体发起叛乱,试图截获并销毁天皇向日本人宣布投降的诏书。
      这是事实
      这些事实有助于说明我们所面临的敌人的本质,有助于认清杜鲁门总统在进行各种选择时所要考虑的背景,有助于理解为什么对日本进行原子轰炸是必要的。
      像每一个男女军人一样,杜鲁门总统理解这些事实。伤亡不是某种抽象的统计数字,而是惨痛的事实。
      ---原子弹是否结束了战争?
      ---是的。
      ---它们是必须的吗?
      ---对此存在争议。
       50年过去了,在某些人看来日本成为受害者,美军成为凶残成性的征服者和报复者;原子弹的使用是核时代的不正义、不道德的起点。自然,为了支撑这种歪曲,他们必然要故意无视事实或者编造新的材料以证明这种论调。其中最令人吃惊的行经之一,就是否认日军曾进行过大屠杀。
      事物怎么会弄成这个样子呢?
      答案也许会从最近发生的一些事情中找到。
      当前关于杜鲁门总统为什么要下达对日本进行原子轰炸的命令的争论,在某些情况下已演变成数字游戏。史密斯策划的“原子轰炸后果”展览,显示了卑劣的论调,这种论调造史学界引起轩然大波。
      “原子轰炸后果”展览传递出这样的信息--日本是受害者,美国是罪恶的侵略者。想象一下如果你的孩子去看展览,他们会留下什么样的印象?他们还会知道事实的真相吗?
      在一个全国性的电视辩论中,我听到这样一位所谓的杰出历史学家声称,原子弹是没有必要的,杜鲁门总统是想用原子弹吓唬俄国人,日本本来已经打算投降了。
      有些人提出,艾森豪威尔将军曾说过,日本已准备投降,没有必要使用原子弹,然而,基于同样的判断,艾森豪威尔曾严重低估了德国继续战斗的意志,在 1944年就下结论说德国已无力进行攻势作战。这是一个灾难性的错误判断,其结果即是阿登战役的激战。是役,数万盟军毫无必要地牺牲了,并冒着允许德国拖延战争和有条件投降的风险。
      一个相当公正的结论是,根据太平洋战争的情况,可以合理地预期日本将是比德国更疯狂的敌人。
      最后,有一种理论认为,如果盟军进攻日本本土,我们的伤亡不是100万,而是只要死上46000人就够了。只不过是46000!你能够想象这种论调的冷酷吗?
      仅46000人,好象这些是无关紧要的美国人的生命。
      在此时此刻,我要承认,我不清楚在对日本本土的部队进攻中美军将会伤亡多少人--也没有任何人知道。
      根据对日本战时行为的判断,我的确认为,一个公正合理的假设是对日本本土的进攻将是漫长而代价高昂的。根据我们所知道的情况,不是根据某些人的臆想,日本不打算无条件投降。
       在对硫黄岛--太平洋中一个8平方英里的岛礁--的进攻中, 6000名海军陆战队官兵牺牲,伤亡总数达27000人。
      但对那些认为我们的损失仅是46000人的人,我要问:是哪46000人?谁的父亲?谁的兄弟?谁的丈夫?
      是的,我只注意到了美国人的生命。但是,日本的命运掌握造日本人的手中,而美国不是。数以万计的美军部队焦急地在大洋中等待着进攻--他们的命运取决于日本下一步怎么走。日本可以选择在任何时刻投降,但他们选择了等待。
      而就是日本“无所作为”的时候,随着战事的进行,美军每天伤亡900多人。
      我曾听到另一种说法,称我们应该与日本谈判,达到一个日本可以接受的有条件投降。
      我从来没听任何人提出过与法西斯德国谈判投降。这是一个疯狂的念头,任何有理性的人都不会说出这样的话。与这样一个邪恶的法西斯魔鬼谈判,就是承认其合法性,即使是已经在事实上打败了它。这并不是那个时代空洞的哲学上的原则,而是人类的正义要求,必须彻底、干净地铲除法西斯恶魔的势力,必须粉碎这些邪恶的力量。法西斯的领导者已经无情地打碎了外交的信誉。
      为什么太平洋战争的历史这么容易就被遗忘了呢?
      也许原因就存在于目前正在进行着的对历史的歪曲,对我们集体记忆的歪曲。
      在战败50年后,日本领导人轻率地声称他们是受害者,广岛、长崎与南京大屠杀在实质上是一回事!
      整整几代日本人不知道他们的国家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都干了些什么。这可以理解为什么他们不理解日本为什么要道歉。
      与德国认罪的姿态不同,日本坚持认为它没干任何错事,它的行为是受当时局势的拖累。这种态度粉碎了任何真正弥合创伤的希望。
      只有记忆才能带来真正的原谅,而遗忘就可能冒重复历史的危险。
      通过精心策划的政治和公关活动,日本现在建议使用“太平洋胜利日”来取代“对日本胜利日”这一术语。他们说,这一术语将会使太平洋战争的结束不那么特别与日本有关。
      有些人可能会提出,这些文字能说明什么呢?对日本胜利--太平洋的胜利--让我们庆祝一个事件,而不是一个胜利。
      我要说,话语就是一切。
      庆祝一个事件!类似于庆祝一个商场开业典礼,而不是欢庆战争的胜利。这将分裂整个地球。数以千万计的死者、数以千万计受到身心伤害的人和更多的人将会不知所措。
      这种对语言的攻击是颠倒历史、混淆是非的工具。文字或话语可以像任何一 种武器一样具有毁灭性:上是下;奴役是自由;侵略是和平。
      在某种程度上,通过抹除精确的描述文字而对我们语言所展开的攻击,要比10年前日本对我们进行的真正的侵略更具有危害性,至少在真正的侵略中,敌人是清楚的,威胁是清楚的。
      今天日本巧妙地打起种族主义这张牌,以此来宣示其行为的正义性。日本不是进行罪恶的侵略,而只是从白人帝国主义中解放受压迫的亚洲大众。
      解放!是的,他们用屠杀“解放”了2000万无辜的亚洲人。我坚信,这2000万无辜的人,他们的家人,他们的后代,永远也不会欣赏日本崇高的行为。
      经常有人问我,用原子弹轰炸日本是否是出于报复,是否是蓄意毁灭一个古老而令人尊敬的文明。
      对此,有如下事实:其一,在最初的轰炸目标清单上包括京都。虽然京都也是一个合法的目标,在先前的空袭中未曾予以轰炸,国务卿史迪文森把它从目标清单中去掉了,因为京都是日本的古都,也是日本的文化宗教中心。其二,在战时我们受到命令的严格约束,在任何情况下,不得轰炸东京的皇宫--尽管我们很容易识别皇宫并炸死天皇。毕竟我们不是为了报复。我经常想如果日本有机会轰炸白宫,是否也会像美国这样克制。我认为日本不会。
      在此让我澄清一个事实,纠正一个长期以来的偏见,那就是我们故意选择人口密集的城市轰炸。我们要轰炸的每一个目标城市都有重要的军事价值。广岛是日军南方司令部所在地,并集结了实力可观的防御部队。长崎是工业中心,有两个重要的兵工厂。在这两个城市,日本都把兵工厂和部队配置于市区中心。
      像在任何一场战争中一样,我们的目标--理所当然的目标--是胜利。这是一个不可动摇的目标。
      我不想否认双方死了许多人,不仅两国,而且是世界。我不为战争的残酷性而骄傲而欢乐,我不希望我国或敌国的人民受难。每一个生命都是宝贵的。但我的确认为这样一个问题应该去问日本战犯,是他们以日本人民为代价追求自身的辉煌。他们发动了战争,并拒绝停止战争。难道他们不应为所有的苦难、为日本的灾难负最终的责任吗?
      也许如果日本人真切地了解过去,认清他们国家在战争中的责任,他们将会看到是日本战犯要负起战争的罪责。日本人民应该给远东人民一个答复,是谁把灾难强加给远东各国,最后强加给日本自己。当然如果我们与日本人一道抹煞历史的真相,那么这一点是永远也做不到的。
      如果日本不追询并接受真相,日本怎能安心地与自己相处,与亚洲邻国、与美国相处?
      我和我的部属在执行原子轰炸任务时坚信,我们将结束战争。我们并没有感到高兴。而是一种责任感和使命感,而且我们想回到自己的家人身边。
      今天,我站在这里作证,并不是庆祝原子弹的使用,而是相反。我希望我的使命是最后一次。我们作为一个民族应该对原子弹的存在感到恐惧。我就感到恐惧。
      但这并不意味着回到1945年8月,在战时情况下,在敌人顽固凶残的条件下,杜鲁门总统没有义务使用所有可能的武器结束战争。我同意杜鲁门总统的决定,当时以及现在。
      战后几年,有人问杜鲁门总统是否还有其他选择,他响亮地说:没有。接着他提醒提问者:记住,珍珠港的死难者也没有其它选择。
      战争总是代价高昂的,正如罗伯特。李将军所说:“战争如此残酷是件好事,否则就会有人喜欢它。”
      感谢上帝使我们拥有原子武器,而不是日本和德国。科学有其自身的逻辑,迟早会有人设计出原子弹。科学不能被否定。关于制造原子弹是否明智的问题,终将被原子弹已被制造出来这一事实所压倒。
      由于德国和日本法西斯被击败,世界变得更好了
    19 June

    果珍 转贴

    十五年前,我兼职当导游的时候,发现对于外国青少年来说,北京是一个非常无聊的城市:肮脏、零乱、风沙,姑娘素面朝天、脾气暴烈,白天看庙,晚上睡觉。好在这些青少年并不重要。他们爸妈决定购买各种假冒伪劣工艺品,我和司机分享百分之三十至百分之六十的返点。一个不会说汉语的华裔少年长了厚实的胸肌和满脸蛋子的雀斑,仿佛一边脸贴了一个东来顺的芝麻烧饼,用英文问我,你知道酒店附近哪里有游戏机吗?我说,不知道,应该没有。他又问,你们有这么多庙,你信神吗?我说,不知道,应该不信。

    我们在一个无宗教的环境中长大,从来不知道害怕。

    我们有理想,这个理想是个简单的美景,将来,物质极大丰富,水龙头里流出来的是牛奶和啤酒,我的飞船就是你的飞船,你的宫殿就是我的宫殿,我的老婆就是你的老婆,你的老婆就是我的老婆。为了这个理想,一切都是可以牺牲的,一切个人都是远远小于集体的。

    我问授课老师:“如果到了那个时候,紫禁城还是只有一个,我们都想住,怎么办啊?”

    “到了那个时候,物质极大丰富,紫禁城到处都是,你随时申请,随时发一座给你住。”

    “如果到了那个时候,校花还是只有一个,我们都想和她好,而且不想别人和她好,怎么办啊?”

    “到了那个时候,小伙子的思想觉悟都高了,高得你现在无法想像,你特别希望和你好的校花也和别人好。你随时申请,随时发校花的一个时间段给你。”

    于是在我的心目中,那个简单美景的细节进一步丰富。那个美景里,每人一座紫禁城,每个校花每天都拖着沉重的双腿,非常疲惫。

    我老妈说,除了这个遥远的全人类的理想,我还需要一个能在今生今世实现的个人理想。

    我从来不看电视,我老妈反复逼我看一个关于“果珍”牌桔子香精糖精颗粒的广告。广告里一个寒冷的冬天,一个装修时髦的房子里,有车库,有客厅,有洗手间,家电齐全,温暖如春,一男孩儿,寸头、硕壮、傻笑,一男子,西裤、衬衫、开心。一女子,盘头、长裙、练达,端来三杯热气腾腾的“果珍”,男子和孩子都欢欣鼓舞。广告的最后指出,这种“果珍”是美国航天局指定饮料。我老妈说,生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这个广告描述的一切就应该是你现世的一切理想。

    这个“果珍”实际上成了我们一代人的理想。诚心正意修齐治平,我们只有一条正路,上最好的中学,上最好的大学,不要选文科,不要搞摇滚、体育、美术,不要嫖赌抽,毕业之后进外企或者出国,积攒几年工资之后贷款买房娶妻生子,冬天的时候,一家人一起喝一杯热气腾腾的“果珍”。

    中学毕业十五年之后,要好事者组饭局。赴局的男子,头都开始秃了、肚子都开始大了、说话都开始慢下来像个领导了。赴局的女子,面皮都开始锈了、屁股都开始塌了、脾气都开始好起来像个当妈的了。我们都基本实现了“果珍”理想,我们纳闷这都是怎么一回事儿。一个从小说怪话、经常被语文老师呵斥罚站的男生幽幽地说,“你们还记得《孔雀东南飞》里小官吏焦仲卿是怎么死的吗?”,我们几乎同时想起当时的暗号,齐声回答,“都是他妈逼的。”

    一群混账(转载)

    七部委和县局级的颠倒
    何三畏
      国家七部委(中央纪委、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监察部、财政部、国土资源部、建设部、审计署)6月1日联合召开新闻发布会,异常高调地通报四处楼堂馆所建筑“违规”,动用党纪处分了28名干部,连日来引得舆论一片欢腾,只恨 “七部委”不是孙悟空,不会拔根毫毛变出千万个七部委,把普天下用纳税人的钱筑的豪宅都“查处”了,“扫尽天下浊”,实际连九牛一毛都“查处”不到,威慑作用也将非常有限。
      就没有人为“七部委”想一想,它真的管得了这么多吗?它有权利决定一个县政府的办公大楼应该建成什么样吗?或者说,基层有没有权利决定自己该在什么样的楼堂里办公?如果它经过了县人大讨论,有过一个“经济民主”的决策程序,七部委又凭什么说它们不该建呢?如果某个局的办公楼是经过“省级财政民主程序”的呢?是否必须经中央政权作“终极审判”来决定它是否“违规”呢?我特别想知道,七部委凭什么规定县局级单位只能拿多少钱来盖房子?从而认定何为“违规”和“超标”?
      当然,上面的问题都是理论上的。我一点不认为这次七部委批评处分的楼堂不“豪华”,不“违规”,不 “超标”,从图片看来,它们确实存在不把人民的钱当钱的嫌疑。我也并不糊涂到认为目前存在一种“经济民主程序”,可以使各级政府和职能部门问心无愧地心安理得地住进民众按这种程序授权的办公楼里的。我也不知道,那几楼楼是经过了某种程序。我知道,即便经过了某个程序,它也完全可能把它盖得更离谱。设想濮阳县,县人大决定要盖一片“领导干部住宅”,于是报县委书记,也就是人大主任本人——事件变得非常简单而高效。
      这就是目前惟一可以依赖的经济民主程序。然而,在某种情况下,也不是不可能起一点作用。记得大约五年前,广东省人大不是按程序做出了否决了拨两千万财政款建机关幼儿园的壮举吗。但是,这不过是否决建机关幼儿园,如果是建党委政府办公楼和领导干部住宅,恐怕只有一路畅通了。现在,谁都知道地方经济不民主,同时,谁也不能否认只有地方才知道地方需要什么样的办公楼,和需不需要“领导干部住宅”,但是,人们却从对地方政府的失望,或者说人们因为不能参与各自所在的地方政府的经济决策,转而寄希望于中央加强集权干预,希望它神明而万能,对地方官员的挥霍明查秋毫,并且铁面无私。
      然而,这是不可能的。“七部委”可以做出这种努力,但它绝无这份神明。更进一步说,这种监督的关系完全颠倒了,应该是地方政府监督“七部委”,而不是“七部委”监督地方政府。现在,“七部委”剑锋指向广袤的国土,监督全中国的楼堂馆所是否“违规”(谁也不知道“规”在哪里,只能说“看不过去”就算“违规”,28名干部全是受的党纪处分而不是国法),那么,谁去监督“七部委”呢?这是小孩子也会发的问题,没有必要捏着。不错,河南省濮阳县“违规修建办公楼及领导干部住宅楼”了,可是,七部委中哪个部委没有在国家级风景名胜里建疗养院呢,如果按级别比照,我比较倾向于认为,濮阳县的办公楼及领导干部住宅“没有超标”——没有超过“七部委”吧。
      经济是政治的反映。单纯讲经济民主显得是属于一根筋的思维。但是,经济民主却可以迅速阻断利益化,如果愿意痛下决心的话。到今天还不建设基层经济民主程序,不把诸如县政府要建好大的办公楼之类的事务权交给当地民意,同时,“七部委”也不可能有明确的规定,这样,一年到头,七部委将有干不完的活儿。当然,前面说了,目前,地方政府即便“不知道该住在多大的楼里”,也“不会向地方民意请教”,它宁愿等着让上级党委甚至七部委批评处分(那毕竟是组织内部的纪律处分,而不是民意的准许与不准许)。当然,最主要的是,更多情况下,它是“不敢向地方民意请教”,例如,濮阳的“领导干部住宅”,恐怕是当地民意难以通过的。或者的 “七部委”的什么楼及什么宅,摆在桌面上,也可能不会受到全国的民意的欢呼吧。(2007-6-2晚)
    11 June

    完美失败者,转贴


       

        曼哈顿的联合广场矗立着华盛顿、林肯、甘地等历史名人的雕像,是纽约一些重要街道的交汇地,也是北美最重要的社会活动集会地之一。联合广场周围的电影院被视为电影业的“另类”标杆,能在这里的电影院卖出一百万美圆票房,比获得一百万个影评人的好评还要荣耀。
        一共有五部影片获得过这份荣耀,前三名分别是《星战前传》,《黑客帝国》和《蜘蛛侠》,第五名是2004年的独立电影《杯酒人生》,第四名是2006年的独立电影《阳光小美女》。
        《阳光小美女》的投资只有八百万美圆,全美票房已经接近六千万。它是一部公路片风格的家庭喜剧,在轻松幽默的形式下探讨着一个无论对社会还是对个人都十分重要命题,也许是最重要的,那就是,该如何判定成功和失败,幸福与不幸。

       

         “世界上有两种人,成功者和失败者。”男主角理查德说出了影片的第一句台词。他到处演讲,推广“成功九步法”,但他自己却从未体验过成功的滋味。他的妻子雪瑞曾经离过婚,努力在经济和情感上维系着现在的家庭。而他的父亲是个老顽童,吸毒,看色情杂志,口无遮拦。儿子德威恩正在青春期,崇拜尼采,发誓在考入军校之前不说话。影片开始不久,家里来了一个新成员:雪瑞的哥哥弗兰克。他是个同性恋学者,专项研究《追忆似水年华》的作者普鲁斯特,在心上人和研究基金都被情敌抢走后自杀未遂。
        理查德一家没有成功者,或者说整部影片都没有。这个家看上去唯一正常的家庭成员是7岁的小女儿奥丽薇,她是个可爱的小胖姑娘,意外进入了“阳光小美女”选美比赛的决赛,周末,一家人租了辆破烂小巴送她去参赛。
         象很多优秀的低成本独立电影一样,《阳光小美女》拥有智慧又有人情味儿的剧本,有才华又真诚的导演,和最适合扮演这些角色的演员。影片故事情节设计巧妙,回避了刻意的戏剧性,人物特点鲜明,真实自然。这一家人要么古怪,要么不得志,为了一个家庭成员的梦想,凑在一起忍受旅途中的种种困难,最后,还要面对他人评判标准的审视。占影片大部分篇幅的群戏并没有因为个体的古怪而让群体变得更加古怪,相反,由于看不见却体会得到的亲情的联系,群戏的段落始终流露着默契跟和谐。
        影片的高明之处还在于,它最终也没有让这家人成为成功者,因为影片置疑的就是当今社会评判成功和失败的标准,或者说,我们有没有必要用成功和失败来衡量人生的意义。《阳光小美女》的故事象正剧,导演风格和演员表演风格都是正剧式的,组合在一起,却是喜剧。它完成了对这个世界信奉的成败标准的嘲讽,也完成了对“失败者”的救赎,这种深度是很多正剧都难以企及的。美国广播公司的影评人乔·西格尔认为《阳光小美女》是“严肃的喜剧”, “奥逊·威尔斯都愿意为这部影片复活”因为它是“最难拍,最高级的电影类型”。
        《阳光小美女》上映以来获得了很多奖,其中包括全美制片人协会年度最佳影片奖,在今年的奥斯卡角逐中还获得了最佳影片、最佳原创剧本等多项提名。在《无间行者》、《通天塔》和《来自硫磺岛的信》这样级别的影片面前,它很可能象一个参加选美比赛的小胖姑娘一样空手而回,但如果你了解它长达5年的问世过程,了解它如何被电影公司冷落,又如何被看懂它的制片人、导演和演员珍惜,你就知道,能被观众看到,就是它最初和最终的梦想。
        影片最后的高潮戏到来之前,德威恩知道自己是色盲不可能报考军校而绝望地打破沉默。他对舅舅弗兰克说,真希望一觉睡到18岁,跳过烦人的高中时代。弗兰克没有马上劝导他,而是说起自己研究了一辈子的普鲁斯特。
        “他是个法国作家。彻底的失败者。一生没工作,情事不断还是个同性恋。花20年写了一本没几个人看的小说。但他也许是莎士比亚之后最伟大的作家。晚年回首人生,他发现那些难熬的日子才是一生中最好的时光,因为那些日子造就了他。而快活的日子全是浪费时间,没有任何收获。你想一觉醒来就到18岁,觉得这样可以跳过高中时期的苦。但高中是你一生中最重要的苦难时光,你不可能经历比这更好的苦难了。”
        说这话的时候,弗兰克脸上充满阳光般的自信,是否被认可为“普鲁斯特第一学者”对他已经不重要了,他享受的是与普鲁斯特的灵魂如此贴近的感觉。
    02 June

    30年

    此文为转贴,西班牙的改革我有些兴趣。以后再找些来读。这个也不全,描述性文字比较多,对具体我们关心的各种冲突和决策缺少陈述。作为中外的比较贴,还可以勉强一看。是个不错的视角。作为政论文不足一观,观点也比较肉。也有优点〉浅显易懂=_=!此文观点不代表本人观点,特此声明。

     

    为了回应上一篇谈话中提到的自上而下的改革是中国的必经之路,我转载一篇林达先生的文章。我还是坚持那个观点:外因推动内因;不施加外部压力,别指望果实从天上掉下来——在中国这样一个举步维艰的社会。


    读三十年前美国《新闻周刊》封面文章

    30年前,是1977年,那一年,是我们这一代中,很多人生活的转折点。那是世界要“变”的一年,空气中弥漫着要“变” 的气息。这种“变”的气息,从前一年年底就开始出现了。那时候,我们这一代还年轻,学业荒废了十年,大学突然开门,高考恢复了。十年里荒废了中学教育的年轻人,不知从什么地方找出了中学的教科书,匆匆上了考场。在正式考试以前,很多单位举行了“资格考试”。几乎所有的人,打开考卷的一霎那,都紧张得不能自已,许多人钢笔在手中颤抖,甚至抖得写不下一个像样的字。

    然后,这一代中的幸运者,怀着劫后幸存的心情,走进大学,乃文革后的第一届大学生,被称为七七级。那是我们在十年后发奋读书的年头,现在回想起来,那个时候,这个世界上其他地方发生了什么事情,我们仍然懵懵懂懂。

    最近,一个偶然机会,我读到了三十年前,1977627星期一,美国新闻周刊的一期封面文章。这一期的封面人物,是西班牙王国年仅45岁的首相苏亚雷兹(Adolfo Suarez)。这一期的封面文章,讲述刚刚发生的西班牙全民大选。

    那也是西班牙空气中弥漫着“变”的气息的年代,“变”的气息也是从一年多前一位老人的逝世开始。19751120,维持独裁统治长达近40年的佛朗哥将军逝世了。《新闻周刊》的文章,一开头就引用了佛朗哥在1938年说的话:

    “我们不相信投票站选出来的政府。选票箱从来没有自由表达过西班牙民族的愿望。西班牙没有愚蠢的梦想。”

    西班牙的历史经验,使得佛朗哥在有生之年,相信强人治国。尽管他又活了将近四十年,在此期间,西班牙已经换了整整一代人。和西班牙内战相比,那已经是一个新的世界、新的欧洲、新的西班牙,可是他在晚年仍然拒绝让民众有自由组党,自由组织工会,自由结社的权利,他沉溺在四十年前的记忆中,怕西班牙再度陷入混乱而导致内战。佛朗哥政府不能看到,在这个时候,“压”反而孕育了“乱”的隐患。就这样,佛朗哥把他的独裁统治维持到自己生命的终结。他咽气的时候,西班牙被欧洲看成一个落后于时代的另类国家。

    佛朗哥死后几天加冕的国王胡安•卡洛斯一世,是个不到40岁的年轻人。也许因为年轻,他更多地必须朝前看。他的思路显然和佛朗哥不一样。他选了一个同样是年轻一代的苏亚雷兹出任首相。他们是一致的:西班牙是改革的时候了,不改革没有出路,旧体制内的保守派也是能够接受温和的渐进改革;改革必须由旧体制内的改革派来启动,必须通过体制内和体制外改革派的对话来实现。

    也许是西班牙人没有“摸着石头过河”的文化,也许是苏亚雷兹担心“摸着石头”未必安全,也有摸到鳄鱼的危险,苏亚雷兹的改革,从制定政治改革法案开始。 1976108,佛朗哥死后不到一年,他留下的西班牙国会对苏亚雷兹提交的政治改革法举行表决,425票赞成,15票反对,13票弃权。1976 1215,西班牙公投政治改革法,赞同政治改革法的,高达94.2%。半年后,1977615,西班牙举行第一次大选。《新闻周刊》的封面文章,就介绍了这次大选的情况和它的政治改革背景。

    当时,西班牙已经40年无选举历史,所有64岁以下的西班牙人,都一辈子没见过选票。可是,很奇怪,在遍布全国的38,000个投票站,人们来投票的时候显得自信和老练,好像他们从来就习惯选举。很多人在家里就已经把选票填好,来到投票站,亲眼看着自己的选票落入密封的透明票箱里。各票站都有警察值班,全国武装力量处于戒备状态,可事实上选举秩序良好。要求区域独立的恐怖活动分子在各地放了几个小炸弹,却丝毫没影响民众去投票的心情。有一个左翼社会党的年轻女士说:“那是多么自然,让你觉得(十步注:网上版本不少漏掉这句,或乱码)好像我们过去40年一直是生活在民主之下。”而几个月前才从巴黎流亡中归来的老资格共产党总书记卡里约则说:“投下我那一票的时候,是我最快乐的瞬间。”

    这么大一个国家的选举,当然也不会没有一点意外。在一个票站,有个投票者一定要把一张佛朗哥的画像塞进票箱。有两位老妇,来到投票站才知道,这次大选,和佛朗哥时代举行过的公投不一样,不是只选“同意”和“反对”,而是要在众多候选人里挑选。她们慌得不知所措,竟没有投票就回家了。

    有一位杂志编辑说,他投票的时候激动到了极点,简直无法相信。他一遍一遍地说:“四十年了,四十年了啊!”

    被称为“小俄罗斯”的工人区,一位左翼社会党人说:我今年34岁,这选举对我来说,是太好了,对我的孩子来说,是将要更好。

    《新闻周刊》的长文,勾画了佛朗哥死后一年半里,西班牙政治改革转型期最困难的时候,政治家们如何求同存异,坚定地走向民主体制的方向。为了让流亡38年的西班牙共 产党取得合法地位,苏亚雷兹和共 产党总书记卡里约谈判,要求卡里约改变共 产党的形象,承认西班牙王室和君主制。为此,卡里约一方面号令冒雨举行 20万人的群众集会,展示共 产党的力量,一方面甚至考虑改名为“皇家共 产党”。

    读着30年前的这篇文章,不能不让人想到此后西班牙的30年。《新闻周刊》登这篇文章的时候,谁都不敢确保此后民主进程完满成功,那时的西班牙仍然面临着经济和社会演变的巨大困难。我们现在知道,西班牙的政治改革,被誉为20世纪最完美的改革,一个奇迹。英国报刊说,西班牙政治改革的成功,重要的一点是,国王的着眼点,不是老一辈的政治人物,也不是中一辈的政治人物,而是像他一样的,年轻一代的西班牙人。马德里一位知识分子说,这次转型深得人心,因为人们终于用一种文明的方式来共同生活,来处理他们之间的分歧了。《新闻周刊》长文的最后一句,引用了政治改革时期传奇般的首相苏亚雷兹在19768月说的话:

    西班牙将让你从梦中醒来。

    如同是在回答文章开头引用的佛朗哥对西班牙不要民主而下的断言。

    30年过去了。上帝一视同仁,给了所有的人30年。这30年,我们也有了很大变化。回想30年前的1977年,我常常会庆幸,如果1976年的事情不发生,我们如今又会怎样呢?『完』(《随笔》2007年第2期,总第169期)


    林达在另一篇文章《只有历史事实才能显示历史逻辑》中有这样一段表述:“中国‘文革’结束前一年,西班牙独裁者佛朗哥去世,西班牙国王胡安·卡洛斯一世带领西班牙,在一年之内顺利开始体制转型。不久,他接到他的老朋友,邻国摩洛哥国王哈桑二世打来的电话。哈桑国王指责西班牙的报纸刊登了有关他的负面消息,然后说, ‘你一定会让你的报纸住嘴的,是不是?’西班牙国王事后说:我怎么也解释不清,西班牙报纸不是‘我的报纸’;他说什么也不会相信,我无权令报纸住嘴,我没法对哈桑国王说明白:这是民主社会,它就是这样运作的。”

    暂且抛开民主的争论吧!至少,各派都赞同中国社会应该走向法治。这亦是我在谈话中强调的重点。意识形态的纷争可以不统一,而且非朝夕之事,现在有着一个共同目标,努力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