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国庆为什么要阅兵呢？或者更直接地问，阅兵的意义到底在哪里？

兵者，凶器也。在一片人工制造的欢欣气氛之中，把一队队坦克和可以运载核弹头的导弹送进张灯结彩的大街，难道大家就不觉得诡异甚至荒谬吗？当然，我知道标准的答案一定是阅兵能够展示国防的力量，而保证人民的生命安全正是国家存在的基本目的。

可是这个国家根本就建立在一连串的战争之上；它不只是为了保护人民的生命而和平诞生的机构，它还是一具透过无数杀伐才得以稳定执政的战争机器。为了达成保护人民的目的（比方说保护人民不受外国侵略），它得先屠戮人民；如此吊诡，如此难解。

所以怎样定位 1949那一年所发生的事，便成了一个很紧要的问题了。如果把它看成“革命”，那么战争就是不可避免的罪恶了。尽管是罪恶，但你还是有办法解释，因为它到底是场革命嘛。例如，你可以描述一个革命前的黑暗状态，把它形容为水深火热的地狱，然后陈说革命之必要与战争的不可回避。你还可以挖掘出一条和平路线曾经有机会实现的证据，然后控诉国民党拒绝和议，坚持用兵的残酷及愚蠢。虽然并非全无可议，但这样一套革命论述大体上还是能够勉强地解说那种吊诡的情境。没错，国共战争那三年是死了数以百万计的人。可那是革命呀，为了建立一个美好的新国家，不得已，总得有人牺牲。于是今天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就能以龙应台所说的“胜利者”形象，心安理得地站在天安门城楼上面，检阅它胜利的原因了。在这个意义上，快乐地阅兵不只不荒谬，反而很正当；因为当年的战争是正义的，眼前的武力也是正义的。我们正义，并且凯旋，你就算兴奋得跪倒在装甲车前，也没有人会怪你变态。

不过事情没有那么简单。因为1949那一年还可以有别的说法，比如“内战”。我觉得大陆这几年越来越流行“内战”这套论述是很不可思议的，因为“内战”和“革命”不好并容。内战是一国之内不同武装力量的交战，双方抢夺政权，彼此敌对仇杀；然而，这毕竟是同一个国家里头自己人的事。革命就不同了，它的目的是建立一个全新的国家，它要彻底推翻过去一切的邪恶与腐朽；革命者和老政权完全是不可与共的两端，判然分明。

如今用“内战”代替“革命”，目的自是为了两岸统一。大家打了半天，可到底是自己人起哄，正所谓“渡尽劫波兄弟在”，兄弟俩千万别以为打完一场架，就连血缘关系也断了。所以南北战争打完，美国还是原来那一个美国。

有些论者喜欢用南北战争比较我们的内战，觉得人家到最后大团圆结局很好，双方彼此尊重，败军之将李将军至今还是人民心目中的英雄，粉丝遍及北方。怎么我们就不行呢？

因为我们的内战在某程度上还没有结束，也没有人投降，它延续变形为一种不动声色的敌对状态。就说是革命，它也还是革命尚未成功，同志仍须努力的长期革命。而且我们始终绕不过那个问题；它究竟是内战还是革命？只有“内战”才能支持双方和解，并且必将统一的道理。只有“革命”才能说明为什么中华人民共和国是个新中国，而今年是它建国的六十周年。它们的矛盾在于如果你接受革命论述，你就必须承认对手不是兄弟，你和他没有关系，他是和你全然不同的老怪物。你还得考虑是不是要继续“解放”对岸的大业；如果不，你要说明对方已经不腐朽了，而你自己原来也不革命了。

以“内战”代替“革命”，你该如何解释自己的新颖？失去了“革命”那种看似天然的道德光环，你在内战中杀了那么多人又还有什么道理可讲？死者不再是让政治理想大放光明的燃料，而是“兄弟俩”夺取大位过程中的无辜寃魂。

二、

革命是一场开端，所以暴力是必然的。正如汉纳·鄂兰（ Hannah Arendt）在《论革命》里所说的：“如圣经和典故所说的：该隐杀埃布尔，罗慕路斯杀雷穆斯。暴力是开端，如果不运用暴力，如果没有忤逆之举，开端就无法缔造了”。从这个角度来看，龙应台的《大江大海·一九四九》就是那场开端暴力的拾遗了。

虽然多年前的《雪白血红》已经详细描述过四八年长春围城的惨烈，但是在龙应台的笔下重看一次那半年的经历，你仍然会抑止不住自己的情绪。“围城开始时，长春市的市民人口说是有五十万，但是城里头有无数外地涌进来的难民乡亲，总人数也可能是八十到一百二十万。围城结束时，共军的统计说，剩下十七万人”。当时共军的策略就是严防死守，不许粮食和燃料进城，也不许百姓出城，他们的口号是“不给敌人一粒粮食一根草，把长春蒋匪困死在城里”。只不过被困死在城里的，主要是那上百万的市民。

他们吃掉了猫狗老鼠，吃掉了马，然后吃树皮、吃草、吃酒糟，最后吃人。一个幸存者记得自己在草地上看见一个正在移动的东西，“那是被丢弃的赤裸裸的婴儿，因为饥饿，婴儿的直肠从肛门拖拉在体外一大块；还没死，婴儿像虫一样在地上微弱地蠕动，已经不会哭了”。连围城的林彪都忍不住给毛泽东发电报说：“不让饥民出城，已经出来者要堵回去，这对饥民对部队战士，都是很费解的。饥民们对我会表不满，怨言特多说，‘八路见死不救。’他们成群跪在我哨兵面前央求放行，有的将婴儿小孩丢了就跑，有的持绳在我岗哨前上吊”。

龙应台在长春考察，发现连很多当地人都不知道这件往事。“在这场战役‘伟大胜利’的叙述中，长春围城的惨烈死难，完全不被提及。‘胜利’走进中国的历史教科书，代代传授，被称为‘兵不血刃’的光荣解放”。

被遗忘的死者当然要被唤回，被湮没的历史当然要被记起，所以龙应台才会花了一年多的功夫，几乎是呕心沥血地写出了这本书。但是循着智性的推理，我们仍然可以追问，她为什么要写这些东西？是想命名那些只剩下数字的死者？是想藉着填补事件来重述一段不同的历史？

《大江大海·一九四九》出版之后，很快就被大陆当局当成了禁书，它还禁止媒体与网站发表任何评介文章。为什么？它怕什么？难道这本书动摇了六十年国史的基础，动摇了那套革命的叙述？我们知道这场革命的合法性建立在它推翻了“三座大山”，建立在共产党终结了国民政府的独裁统治。再反共的作家和学者也不得不承认当年的国民政府实在烂得可以，否则共产党就不可能在短短三年之间以摧枯拉朽之势终结掉国民党的政权了。难道龙应台正面驳斥了这一整个论述，从根本上否定了它的理据？

没有，龙应台的写作在这个意义上其实是“非政治”的，因为她甚至没去触碰那个很根本的问题：这到底是革命还是内战？汉纳·鄂兰认为传统战争从不以自由为论据，只有到了现代，才有以自由正名的革命战争，这就是一般战争和革命的分别了。传统的战争只是“征服、扩张、维护既得利益，鉴于咄咄逼人的新权力崛起而拼命维持自己的权力”。只有革命宣称自己是“以自由对付暴政”，只有革命才会以自由的名义去正名那场开端的暴力。那么，龙应台是不是要用长春围城这样的例子去告诉大家那根本不是革命呢？不，她不讨论这个范畴的问题。

如果重写这段历史要有政治杀伤力的话，你要不就继续支持它是革命，要不就说它只是争权夺利的历史循环的又一幕罢了。说它是革命，说它牺牲了那么多的人命，然后你就可以质问现政权“你的革命承诺实现了吗？你所预许的自由在哪里？你对得起被牺牲的人吗？”这是有杀伤力的。说它只是夺权的内战，把它一切口号当成纯粹的矫辞，你则从根本否定掉了现政权的合法性；这也是有杀伤力的。但假如重写这段历史的最终预期就只是要现政权为死者道歉，要当局纪念国庆时不要那么兴高采烈呢？假如当局不那么小器，它大可以简单答复：“好，我道歉。我甚至可以为死者立碑，在长春建一座纪念馆”。然后呢？

三、

虽然龙应台没有正面质疑中国政府的合法性，但后者对她的恐惧却是有道理的，只不过它可能也说不清楚那到底是什么道理，因为龙应台所描述的那些死者是它无法命名的。那些饿死在长春城里的人，那些跪在围城解放军面前哭求的饥民，那些被遗弃在野地上如爬行动物般蠕动的婴儿；你该叫他们做什么才好呢？他们肯定不是革命的敌人，但他们更不是为了革命而献出生命的战士。他们甚至连“牺牲者”这个称号都配不上，对于这些只是想吃饭只是想活下去的来说，“牺牲”是个太过沉重太过堂皇的一个字眼。我们似乎只能用最简单最赤裸但也很可能最真实的名字来描述他们：“死者”。

由于它面对的是单纯的“死者”，所以中国政府才会尴尬，因为它无法把他们稳妥地纳进革命论述；它既不能说他们是革命的对手，也不能轻易地形容他们怎样为革命牺牲了生命。它只能沉默地回过头去，把龙应台的《大江大海·一九四九》挥出门外，假装书里的死者从来不曾存在。

要尴尬的，又何止于中共呢？你看那随着国民党飘洋过海的两百万人，里头有些人根本不能说是“随着”国民党去台湾的。例如当年十二岁的桑品载，说得好听点，他是“被带过去”的，成了一个离乡背井的少年兵。而那时被溃败的国民党“抓壮丁”抓到台湾去的少年兵里，竟还有六岁的郭天喜。“一九五一年，有一次孙立人来校阅部队，发现怎么行列中有这么多矮咚咚的娃娃，真不象话，怎么操课啊？于是下令普查，一查吓一跳，像天喜和品载这样命运的娃娃竟然有一千多个！只好成立‘幼年兵总队’，直属陆军总部。六岁的郭天喜和十二岁的桑品载，一样穿军服、拿枪、上操，一样挨打、关禁闭”。几十年后，这些娃娃兵是否就是在台湾被人喝骂，要他们滚回去的“老芋仔”呢？

除了抓人，国民党当然也要杀人。“一九四七年七月，国军整编六十四师在山东沂蒙地区与陈毅的华东野战军激烈争夺领土的时候，曾经接到‘上峰’的电令：‘以东里店为中心，将纵横二十五公里内，造成绝地，限五日完成任务，饬将该地区内所有农作物与建筑物， 一律焚毁，所有居民，无论男女老幼，一律格杀’。”

虽然说主题是一九四九，但为了说明那一年的复杂局面，尤其是彼时台湾的情势，龙应台还花了不少篇幅去谈二次大战时的台籍日本兵柯景星和蔡新宗，他们战后成了新几内亚战俘营里的战犯。对着这些从小到大被教育成“日本皇民”的台湾人，你又该说什么才好？同样令人无法言语的，还有卓还来。他是中华民国驻英属婆罗洲山打根的总领事，成为日军俘虏之后坚决不降，于是在一九四四年七月六日的凌晨被人押进丛林，再也回不来了。四七年七月七日，他的骸骨被运回南京菊花台的烈士陵园。不过两年之后，他的妻子就不敢去上坟了，他的子女也从来不敢提起这位烈士，因为“烈士还是叛徒，荣耀还是耻辱，往往看城里头最高的那栋建筑顶上插的是甚么旗子”。

更使人迷惑的是龙应台竟然还访问了澳洲退伍老兵比尔，甚至大段引述了日本军人田村吉胜的日记，里面记录了他对一个女孩的思慕：“从不曾给你写过信，也不敢对你有所表露。孤独时，我心伤痛，想家”。这究竟是怎么回事？龙应台到底要写什么？这难道不是一本反思一九四九的书吗？为什么除了离乡的台湾外省人和战死的解放军之外，她要加入这么多的杂音和这么多的外国人呢？

如果要用最简单的一句话去总结这本书，那大概就是“天地不仁，以万物为刍狗”了。如果说这本书有什么主导精神，那么它肯定是一种最素朴的人道主义。龙应台反战吗？她没有直接说过，正如她没有直接否定中华人民共和国的革命论述，也没有正面挑战台湾今天的主流意识型态一样。但是她写出了一本最政治的书，因为她在一切枱面上的政治论述之外，提出了它们全都吸纳不了的政治。

茱迪思·巴特勒在《暴力·悲悼·政治》（ Violence, Mourning, Politics）这篇文章里提到悲伤的政治时说：“很多人以为悲伤是私人的，使我们回到孤独的处境，所以是非政治的。但我以为它提供了一种复杂的政治社群的想法，因为它把关系的人际纽带铺陈出来了，那种纽带可以理论化成（人之为人的）基本依赖与伦理责任”。我失去了一个人，然后痛苦不堪，因为他从我身上带走了我的一部份；这恰恰说明了我永远不只是我，我永远不是自足自存的主体，我们永远都是彼此构成的社群。

对于所有那些“被时代践踏、污辱、伤害的人”，龙应台给了他们“失败者”的名字，并且说他们都是“我的兄弟、我的姐妹”。